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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书的女人有种迷人的情调

“当我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读书的经历,感慨良多。一个人把书读进去,让书伴随自己成长,此时再审视世界,观照自己,所获得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不同的;
重要的是,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使人从世俗的渴望(金钱、物质、外在的美丽等等)中解脱出来,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存在。

——严歌苓

读书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严歌苓谈读书与人生

1、爱读书的女人有种迷人的情调

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

他说在他年少时就想到: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他无妨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 我读到这些话时,为他的纯,以及他与我不谋而和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一股深深的感激。

因为在这个价值观飞快变更的年代,我生活的很大成份,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不免对周围忙得头头是道、不读书却也十分充实的人们发出自愧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伴的,并没有落伍得那样彻底。

在易卜生的《彼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薇格的少女,彼尔金特在恋想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

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男主人公彼尔金特的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她们的书所赋予她们的一层象征意义。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她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她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

易卜生和昆德拉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她们的特定动作——持书来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不会被衣着或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的美丽。

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女性,只要手里揣本书,就会变成特蕾莎或索尔薇格:书在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只是个道具。重要的是,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使人从世俗的渴望(金钱、物质、外在的美丽等等)中解脱出来,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存在。

我于是感到自己的幸运——能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躺在乳白色的皮沙发上读书;能在读到绝妙的英文句子时,一蹦而起,在橡木地板上踱步。太好的文章如同太好的餐食,是难以消化的,所以得回味、反刍,才能汲取它的营养。

女人总有永别自己外貌美丽的时候。不甘永别的,如伊丽莎白·泰勒之类,就变成了滑稽的角色。时光推移,滑稽都没有了,成了”人定胜天”的当代美容技艺的实验残局,一个绝望地要超越自然局限的丑角,这个例证或许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

一双眼睛可以不漂亮,但眼神可以美丽。一副不够标志的面容可以有可爱的神态,一副不完美的身材可以有好看的仪态和举止。这都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但我想,阅读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贵的,不须求助他人的捷径。

2、家庭带给我的精神生活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虽是作家,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学理念影响我。在我的生活学习中,父亲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教师,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伴侣,最好的交流文学的朋友。

父亲常与我沟通他最近读的好书,也会建议我去读。每天早上不管多忙,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他看完以后会提很多建议。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可以谈心的人陪伴,我觉得很幸运,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荣幸。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有大堆的书,都是父亲从我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很多线装书,诸如《水浒》《西厢记》等,我没有读过,而像《唐璜》和《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书,我则很小就爱读。

这些书陪伴我走过了少年时代。我最推崇的一本书是《红楼梦》,这本书也是父亲一直推崇的。

我居住的院子里,有孩子很早就开始读《红楼梦》。当时因为很好奇,我就开始探听、去读,那时当然都是生吞活剥似的读,所以也将《红楼梦》读得似懂非懂。

那时看书都是凭自己的兴趣挑选内容看。比如那时我看《战争与和平》,关于打仗的内容都不看,光看谈恋爱的。读《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过去,关于农村描写的那段都跳过去。

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幸好家里有那么多书,反正自己岁数很小,我就开始拼命地看书,随便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就这样,打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文学基础。对于写作,我的幸运就在于,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与我的兴趣是吻合的。

3、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

这么多年的经历,使我感到仅仅读万卷书是不够的,行万里路对人的一生影响更大些。其实很多大家,像沈从文,像高尔基,受到的正规教育非常少。

沈从文读了五年私塾,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但他们的小说都写得非常鲜活,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了复杂的社会,看到了人性。我在年轻时就进了军队文工团,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来自各种家庭,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高干家庭的,有普通家庭的。

在这样一个集体里面,我接触了很多人。然后我又到西藏和四川的各个地方去演出,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诸如羌族文化、彝族文化、藏族文化等。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随后我又到了美国,在那里读书、打工,这些经历让我的人生每天都有变数,每天都有很多遭遇,这种遭遇就变成了自己想写的东西。

你可能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开始学英文,只学了一年零七个月,英语就考过了托福的研究生线,当时托福的研究生线是五百五十分,我是五百七十七分。

那个时候我连考三场,第一场才五百三十多分,但在两个星期之内考了三场,就积累了很多考试经验。当时我胳膊上写的是单词,端盘子时看的是单词,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段考试经历告诉我,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勤奋。

后来我到美国入校读书,这段时光弥补了我人生中的一些缺失——那是我少年时代囫囵吞枣式乱读书造成的。学校里的读书方式是非常系统的。书要用英文很系统地读一遍,《红楼梦》也是用英文加读过一遍的。这是很有意义的经历。

当我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读书的经历,感慨良多。一个人把书读进去,让书伴随自己成长,此时再审视世界,观照自己,所获得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不同的。这和“一分钟学问家”是完全不同的。

4、读书写作,心灵的功课

我写作和读书这两件事情,在别人看来是没有用途的。有时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己也会想:这能发表吗?像《陆犯焉识》这样的小说写出来以后,会有人感兴趣吗?这样的问题其实想来也徒劳。如果写别人都想看的,那么恐怕我写不出来。

别人想看也好,不想看也罢,但我要完成自己心灵上的一个功课——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我感兴趣,就要将其从内心呈现出来。当然,很可能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和自己的为人处世、快乐、幸福感都不一样。和看书一样,可能眼下得不到回报,回报也许在很多年以后,那么这个事你还做吗?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物质非常贫乏,但每个人的经历很丰饶,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现在回头看,除了悲凉、荒诞,还有很多那时未被理解的深意。

我们小时候喜欢下雨天去买菜,七八岁的孩子穿着拖鞋冒雨到街上,不为别的,就为下雨时别人的钢镚掉在地上的声音被雨声遮蔽,便于我们去捡。这种经历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着,有很多小故事。这些故事不写,是非常可惜的,是现代年轻一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或许,这些鸡毛蒜皮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独特的价值。

在我个人看来,阅读和写作不可分割。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与我自己不同的。比如像我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这样的农村妇女,《小姨多鹤》里面的多鹤,还有工人的妻子,都跟我个人的经历不同。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物又都有自己的影子,包括里面的男人,甚至比较负面的人物,实际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作家如果不能够找到他和笔下人物相通的地方,哪怕他写与他很相似的人也写不好,那么就一定要站在这个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

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很喜欢张爱玲,但是与她的经历不一样。张爱玲只会有一个。张爱玲之所以伟大就是她把上海写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纳把他的小镇写成了福克纳的,马尔克斯把他的小城写成了马尔克斯的。我写的上海也是我自己的。

我前半生戎马中国,后半生旅居海外,走过西藏,在陇西高原上观望。特别是少年到青年时代,军队生活给我的烙印最深,那是我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那段时光影响着我此后的每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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