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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众生的糊涂——吴虹飞

一生成功的15堂课

我的第十五本书——颠倒众生的糊涂

文/吴虹飞

一、一本糟糕的书

2013年的7月,我被找了个借口,朝廷派出一个貌似古天乐的重案组警察,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电话号码,他就不由分说把我抓起来,扒光了(衣服),眼镜也没收了,当天深夜像一个瞎子一样,投入了地下几层的朝阳区第一看守所——那是关押抢劫,贩毒,经济犯罪、法轮功等犯罪分子的地方。

警察告诉我,会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如果罪名落实,大概要关押5年以下。我当即哭了起来,抽抽嗒嗒地说,坐牢我不怕,我怕我见不到我喜欢的人啊!警察根本不理解我的反应——我是多么爱这个人啊。

预审的警察问我,为什么要说“爆炸”这个词,我说我一直在看霍金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他们就有点崩溃了。之后我们一直处在一种崩溃的状态里,就是,不管我怎么配合他们的调查,要给我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罪名实在太难了,我连一个公司都没开过,没有单位,甚至没做过任何和公众有关的事情。

在不计其数的网友们的、法学家、专栏作家的声援下,我很庆幸地在11天后被放了出来。如果我要一个个人去说感谢的话,我说三年也说不完。本来要被罚款500元的,警察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在里面不但没给大家添乱,还经常给大家唱歌娱乐生活。警察告诉我说不要交了,还说,他去听了我的歌,觉得有点颓废呢。

于是我就写了里面的一些对白,一些小故事。网友看了也哈哈大笑,说这完全是相声大料。我从来没打算逗别人,这几乎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于是我就打算出本书啦。这些小故事,内容占据这本书的15%吧,都是比较好笑的。其他都是凑出书,进去之前就凑好的.

然后自然是通不过了。这些小故事都删除了。最后我的书一点也也不好笑了,于是剩下了一本,很糟糕的书。

2、为什么要写书

我问过博尔赫斯的翻译王永年先生,他前年已经仙逝了。他为什么翻译,那年他82岁了,非常老实地说,为了钱。

我也是。从我出第一本书开始,我发现我有钱交房租了。于是为了交房租,我一直在试图出书。结果这个书写完了,精华删除了,只剩下比较糟的那部分。我感到自己在赚昧心的钱。很难过。我很怕别人看了书会指着鼻子骂我。确实是的,我这样的人出书,肯定是在浪费大兴安岭的木头!

我和巴尔扎克不一样,他比较勤奋。我是比较懒惰的。我也做不成事。因为根据弗洛伊德原理,我果然有一个特别奇特的母亲:她从我出娘胎那天起没有母乳给我吃,也不买足够的牛奶和足够的书也罢了,她还处处反对我做任何事情。我想放学了出去玩一会,不行,和同学去郊游,不行,集邮,不行,买小提琴,不行,坐火车去看我爸爸,不行。我考清华这个事情,她本来也想说不行的。但是她似乎也知道反对这个就有些无厘头了。她只是没有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她旗帜鲜明地说,别以为你考清华就很厉害,你是江泽民我也不尿你。我母亲的逻辑意思就是说,这辈子我都看不惯你。更妙的是,我从来没有反抗过什么。因为我被妈妈的道德感征服了。最特别的是,我邀请妈妈一起跟我住进柏林舒婷和北岛住过的地方——她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我用什么条件引诱都没办法。

有这么一个意志坚定的,“否定美学”的妈妈,你可想而知我是多么懦弱的,多么没有主见的一个人。比如,我大学毕业很多年,遇到了当了美国博士的同学,我说,为什么当年我总是听不懂课,究竟是我笨,还是老师讲的不好?同学瞪着眼镜说,我们都知道是老师讲的不好,我们都是自学的,根本不听他的!所以,我大学五年就这么荒废了。

在北京的生活,因为就算你交房租又准时又多也没有用。你是一等良民也没有用。你有才华也没有用,你热情帮助人也没有用。我就这样慢慢变成了一个没有用处的,一脸慌张的“好人”。

我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拍电影是为了情怀,反正不花自己的钱,别人做新闻是为了理想,反正我不会在任何一个电视里出镜,各种明星对谈,咬文嚼字地谈论各种新闻时事。我倒是想谈来着,微博变相地把我限制了权限。别人当记者出访谈录是为了“走入别人的心里”,我几乎都要笑死,谁一边赚稿费一边还走进别人心里啊?就是大家不自high,就会太难过。这是一个年轻人标榜个性的时代,但是年轻人毫无个性。所以什么都是假的,理想啊,情怀啊,个性啊,音乐啊,都带着一种假劲儿,连摇滚都有些假惺惺的,而真诚的方式又非常低级,所以,你都有些不知所措。这是一个全民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根本不会用隐喻,天津大爆炸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你,你连死都不知道会怎么死。活着不止是艰难地问题,不用提雾霾,还有不能提的更严重的水污染,问题是,死亡是一个随机事件——随时落到你的头上。这简直是太恐怖了。

从我在朝阳区“一看”自由出入的搞笑经历,你就知道北京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只要你交得起房租,北京欢迎外乡人——所以我写书是为了房租,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为了自由。我并不知道自由的含义,我所知道的是,我是一个笼中鸟,我在笼子里会死,你给我一片自由天地,抱歉,我可能已经不会飞了。

3、写信的才能

我从小是个胆怯的人,怕狗,怕打雷,怕世界战争,怕领导,怕生人,怕身边的人对自己不好。是去看过心理医生的,因为惧怕这个世界。从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是最容易不过了。我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有和父亲一起长大和生活的女孩。恰好父母两地分居。又恰好国营单位的平民很难自由地迁徙。所以从小没人保护的又非常敏感,文弱的女孩,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小王子》里面写了小星球上的玫瑰,她张牙舞爪的刺。大约如此,摇滚乐队就是我的刺。我的柔情也就在那里了。我用了叛逆女孩的做法,然而我的做法传统又保守。我只是老老实实地做音乐,我可不是为了什么理想和情怀——在我看来,音乐就是音乐,诗歌就是诗歌,本能就是本能。

为了能够早日和父亲团聚,于是要给他写信,迫不及待地写。我7岁开始给父亲写信,字写不全就问妈妈。11岁之后问开始写日记,一直上大学,几乎从不间断。然后我开始写博客。有一次,我的朋友帮我整理博客,发现我写了500万字。我还写了不计其数的信。有一次我的领导开玩笑说,阿飞的才能全用在写信了。当然,还有写博客。我在博客上主要是反复表达对一个人的思念。让人以为这个人除了絮絮叨叨什么也不会。我也根本不在意谁在看。记得最早读古龙的一个小说,他写到一个疯子,他一直是个疯子,但是疯子一个人在屋子里干什么呢?对啊!一个疯子一个人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我反正一个人的时候,不写专栏去赚钱,而是给自己写笑话。

现在很多年轻的作者,很关心这个世界,他们用很多词语,各种各样的新词语,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又因为自己的看法,感到沾沾自喜。自从海子自杀之后,更多的年轻人,走在了前头,是一个弄潮儿。我一点都不关心这个世界。所以我越写越差,最后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只能很愧疚地说,你们多关注这本书的插画作者,他是《线的魔力》的作者光诸,是“睡前读首诗”的创始人,一个优秀的插画作者。我的唱片的插画是上海的roro,她也是很好的写作者,以及《萨岁之歌》这个唱片的插页,是一个画家叫丕雀画的,这个牛逼的艺术家在街头卖画呢,天气冷了就去云南摆地摊。我只和艺术家一起做点小事。我的艺术家朋友都不错,谈不上成功,最成功的那个,和我来往年头最长的那个,却太成功了,红到了火星了,结果连累我和乐队被禁演了近三年,他只好每年请我吃几顿饭表示愧疚,他现在出国去happy了,过几年文艺青年们又以追捧他为荣,我的乐队几乎连门票都卖不出去呢。所以一个人要强大还是要靠自己。我的前男友就这么跟我说的,我听完后,毫不犹豫地和他分手了。

我是一个宽容的人,因为我和右派谈恋爱,也和共产党员谈恋爱,什么也不太反对。读过的美好的诗歌几乎都没让我成为一个好作家。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我就是这么干的。我很喜欢的一个乐队叫舌头,主唱吴吞说,让我们做得更糟。我也是这么干的。但是我说写了一本烂书的时候,我是很愧疚的。这个书被拖了两年,被将近20个出版社拒绝过,导致出书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事情,觉得自己居然还能出书,就有些兴奋,恨不得走进大学和年轻熊孩子们讲我的励志故事。我会告诉他们,我和张爱玲一般大的时候做摇滚乐队,我当年就跟乐手说,如果乐队红了,我会把自己的头像印在男人的内裤上。

我希望大家骂我时不要太厉害,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写多好了。我有个年轻的学生,她和这个社会不太能沟通,但是她有些天赋,我就希望她努力写作,到60岁那年拿诺贝尔奖,我那时还没死,我就从她那里抽取一点佣金就够生活了。还有我那个如日中天的艺术家朋友,我希望以后我去他的艺术仓库看大门,他给我一点饭吃就够了。一个设计师叫山本耀司,他说,有时他希望他是nothing。我没想到我已经是nothing了。我有点腼腆追着我的发行商,希望作为朋友的他给我一点钱做新唱片,我把唱片卖给他,我想说我真的能做好,因为我的前四张全卖光了,重版也卖光了。可是不会有人再相信一个懂摇滚乐的侗族人了。文化部也不会理会我。这个世界真是灰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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